敘

　　余自去冬游于粵省，得遇張君伯龍，天姿英敏、文史淹通、留心世故而不習舉業，真達人也。其父墨園曾膺張香帥保荐循吏，政治勞心，每生疾疢。伯龍以人子須知醫，寢饋方書于今。七年前春，其父偶感時証，病象危險，群醫無策，伯龍極力救治，頓獲安全，國手之名，一時騰噪，乃益留心醫理，與余邂逅便留講貫，謂余所著中西各種醫書于病源治法，固已詳矣，而獨少本草，未免缺然。余曰：「吾所論著已寓藥性，且本草業經充棟，何煩再贅？」伯龍曰：「不然，諸家本草揚厲鋪張，凡于一藥能治百病，及遵用之，卒不能治一病者，注失之泛也。又或極意求精，失于穿鑿，故托高遠難獲實效，且其說與黃炎、仲景諸書往往刺謬，若不加辨正，恐古聖之旨不能彰著于天下。近日西醫釋藥每攻中醫，適能中中醫之弊，而中國醫士不能發西人之覆，徒使西藥流弊，又增甚于中國本草之禍，豈淺鮮哉？甚矣！本草自晉唐以後，千歧百出，極于《綱目》，幾令人目迷五色，《三家注》力求深奧，轉多晦義，徐靈胎冠絕一時，頗合經旨，惜其時無西人之說未能互証，以注《本經》。今先生博通西醫，參合黃炎仲景之書以折衷于至當，若不將本草發明，其流弊又誰救哉？雖西國異產及新出藥品不能盡行論列，但使揭出大義，舉一反三，則據此以求，無論中西各藥，見于目而嘗于口，便可推例以知其性矣。幸毋隱秘不宣，惟先生明以教我。余以伯龍此言甚摯，因與問答而成是書時。時大清光緒十九年，歲在癸巳仲春月，蜀天彭唐宗海容川敘。